我是1956年进入农科院的，1979年起负责所务和党务管理，1995年2月退休，以后又直接间接参与相关服务。2005-2010年为筹备百年院庆，主持编写百年院志，2011-2014年继续整理院史资料，前前后后见证了农科院60年间的艰苦攀登历程，自己也获得锤炼心志、陶冶情操、烘焙职守、善终一生的历史机遇。兹谨简略忆述60年见历，供业者参考。
五十年代的阔步拓建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时属山东省管辖，人民解放军徐州特别市军管会接收国民党江苏省麦作试验场和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徐州植棉指导区，交徐州市人民政府组建山东省徐州农业试验场，从解放前职员9人、工人12人的编制，扩大为职员41人，工人49人，实际使用土地面积从解放前230多亩增加到解放后1259.58亩，建立起规模化科研架构雏形。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工人的阶级教育，职工从解放前就业谋生观念转变为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服务，呈现改朝换代、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1949年设食用作物、特用作物、园林试验组及测候组。1950年2月1日，易名山东省立徐州农业试验场，属山东省农林厅直管，保留食用作物、特用作物、测候三组。1951年2月7日，复又下放给徐州市建设局，改名徐州市农场，精简机构，压缩科研，研究组撤并为技术推广股。
1953年徐州划回江苏省，改名江苏省杂谷试验场，设育种、栽培两系，场地分两处，总部在东贺村，东店子为繁殖场，并辖淮阴杂谷试验分场。这一年，江苏省农林厅分来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又从南方调进一批科技人员和苏南农训班学员。1954年改设小麦、杂粮、病虫、土肥4个研究组。1955年4月改为江苏省徐州农业试验站，行政、业务、人事、经费等行政领导归省农林厅，科研计划管理受扬州综合农业试验站代管（扬州站1957-1958年改称省农科所），工作范围面向徐淮地区服务，党团组织和政治活动归徐州地委领导，工会组织与徐州市总工会挂钩。专业设置改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土壤肥料、植物保护4个研究组。华东农科所1955-1957年派员常驻徐州站，大豆专家费家骍率淮北大豆工作组进行合作研究，对提高大豆研究水平有很大促进，植保系陈文俊来徐合作小麦病害防治试验。
1955年冬季为建立全国病虫测报网做准备，农业部干校举办第一期病虫测报训练班，我随江苏组参加学习。1956年4月，省农业厅决定在全省建立7个病虫测报点。我从测报班结业后即派来徐州承担旱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点业务，负责粘虫、玉米螟、地下害虫、棉蚜、棉红铃虫、小麦吸浆虫、小麦锈病7项测报，入徐州农试站编制，成为植保组一员。
植保科研是徐州试验站传统研究内容之一，1918-1948年间相继进行小麦散黑穗病、秆黑粉病、线虫病、大麦坚黑穗病、棉花苗期病害、各种禾谷类黑穗病、蝼蛄和果树蔬菜病虫的防治试验和示范，1922年配合江苏省昆虫局在本场设立捕蝗分所捕治蝗害，1946-1948年与省建设厅农林改进委员会、省农业改进所、农林部农业复员委员会、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都曾进行过病虫防治试验和推广协作。
1950年4月20日，农林部病虫防治司派员协助在徐州农试场成立徐州病虫害防治站，属山东省农林厅直接领导，厅配技术人员5人，场派技术人员4人及勤杂1人，农林部防治司及山东省农科所各派1人协助，李长茂场长兼任站长。全场科技人员参与大力推广泥水选种、粪种隔离、西力生拌种等方法防治小麦线虫病、腥黑穗病试验示范，并作抗腥黑穗病品种观察和信谷、666毒谷防治蝼蛄试验示范，直至1952年4月该站脱离农场自立于徐州市建设局属下。
解放初几年的植保研究内容有，与华东和山东农科所协作进行小麦粪种隔离防治腥黑穗病试验、油粕防治小麦秆黑粉病及腥黑穗病试验、华东小麦锈病统一病圃系统观察和空中孢子采集调查。与苏北农学院合作大豆食心虫、豆荚螟研究。自立课题有甘薯黑斑病、高粱黑穗病、玉米螟防治试验、小麦品种抗腥黑穗病比较、诱虫灯记录等。我进站的1956年，油粕试验、统一锈圃、孢子采集、豆荚螟、玉米螟、抗性小麦品种、诱虫灯记录等项目都在继续进行。1953年以前，病虫防治试验和示范推广都由农学专业人员兼职进行，1954年组建植保组以后，配备大中专植保专业科技人员承担植保专业研究。
那一时期，每个人的业务路径都按工作需要和自身条件由领导确定，自选余地不大，植保人员研究内容病虫不分，我也是病虫兼顾，除了7项测报项目和组织周围乡村的测报网以外，兼管植保组原有课题中与测报有关的诱虫灯、锈病孢子采集、玉米螟消长调查和指导大田病虫害防治，野外工作量属全站最多，整天穿越在农田，但并不感到辛苦，反倒觉得及早掌握当地病虫底数，力争多获新知，以后不致与实情脱节，我就是本着这一态度安身立命，勤于职守，直至年暮。
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科技人员掀起钻研业务的热潮。作物生长季节，科技人员室内业务很少，除了土肥化验室和植保镜检、养虫以外，多数时间都在田间考查记载，男男女女，个个晒得黝黑。室内工作主要是整理田间记录，填入试验计划书副本，偶有带回室内的考查项目，也就是秤秤数数量量。作物组的装备只有一把折尺一杆秤和接收解放前的两台手摇计算机，杂交用的镊子、剪刀都得到植保组或化验室借用，病虫调查配备几只手揿计数器，成为众口称羡的现代化，都想借去尝尝新鲜。晚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都用来查阅文献资料，学习专业理论，多数人九、十点钟休息。植保组学风较盛，天天到11-12点。我是科研新兵，一方面整天的调查数据都得晚上整理，另一方面业务内容头绪较多，理论基础不足，必须如饥似渴地广泛吸收知识营养，由此养成长期开夜车的习惯，至今依旧。这年秋季以前，场部尚未通电，晚上都用煤油灯，每天傍晚由传达室73岁老工人王继棠专责给各个办公室添加煤油。
秋季，我与植保组长吴雁序自告奋勇筹建图书室，去徐州农校图书馆学习图书分类方法，植保组抽一间办公室，从仓库抬来两只旧货架，收集秘书室保管的旧书刊和仓库两木箱解放前的老资料，新订几份杂志报纸，凑合两张工作台和几张木条凳，每天晚上和节假日向全体职工开放阅览，两人轮流值班，直至1960年成立正式图书资料室。
五十年代，农田作业以手工为主，机械化还很初级，1953年用双轮双铧犁取代流传千百年的木架犁，1954年配备拖拉机、机耕犁、马拉收割机、马拉播种机各一台，成为徐州地区第一个农业机械化典型，前来参观的农民、学生、干部、职工两万余人，冬季，省农林厅在本场举办有各县农具干部参加的马拉农具训练班，我当时在专署建设科搞植保，为应下乡不时之需，也参加受训。1956年第一次使用固定式小麦脱粒机，麦收期间工人负责田间收割和运输，全体干部在脱粒场负责机械脱粒，24小时两班倒，排成长长的人工输送链，不停歇地往脱粒机顶口传送麦个，个个灰头土脸，人人汗流浃背，既盼望早日完成脱粒任务，结束易遭阴雨耽搁的麦场，又盼望脱粒机出一下小故障，可在维修时得到瞬时喘息的机会。脱粒结束之后，紧接着转入夏种和捞场，夏收夏种突击期总计45天，每人每天补助4两粮票、5分钱加班费，一顿美食夜餐。夜餐常常供应一份油炸花生米、咸鸭蛋、油条或油饼。有家的职工一般都拿回家哄小孩，自己喝碗咸汤，吃个馍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我刚进站时，肃反运动仍在继续，职员集体食宿，但科研业务已恢复正常，科技人员各司其职。上一年肃反高潮中因历史问题3人被捕，交清问题后均于1956年秋季释放，原场长尹聘三退休，农业技术员魏光乾恢复工作，气象站观测员胡熙江回街道安排就业。冬季开始，肃反运动结束，解除集体食宿，每天早上的时政学习改为由地委宣传部统一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领导干部、专业组长和高层次技干编为中级班，学习《政治经济学》；一般干部编为初级班，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经过地专机关统一测验，倪慧生和我两人稍后调到中级班。全体工人每天晚上由工会组织学文化，分扫盲班和初小班。我是初小班义务任课教师之一。
管理制度很严，试验用品哪怕一缕棉线，一支铅笔，一切的一切，均由研究组按月编报详细预算，经主管领导审批后交秘书股采购，一般不允许计划外开支，特殊情况由站长特批。私人写信不得使用公用信笺和信封。除个别病假外，几乎没有人迟到早退和缺勤。病事假组队长只有半天批准权，一天以上须站长批准。1956年夏季，测报技工王庆兰第一回闹孕呕吐，以为是生病，上午向生产大队长刘云顶请半天假，步行10多公里去市区医院看病，再赶回下午上班，直接到田头参加测报调查。她随身带一只测报人员专配的旧军用水壶和一个小馍充午饭，边吃边赶路，连8分钱一碗的素面条也舍不得买。
群团组织每周六晚上定期活动，有组织生活和文体活动，工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1957年5月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互相错开安排。工会是行政的重要膀臂，文化学习、生活福利、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困难补助等，都归工会管。工会建有互助储金会，会员每月储入1%工资，共储12个月，调离时退还，临时困难可向储金会借款。由于职工工资标准整体较低，家庭人口又普遍偏多，工人工资每月20-24元，一人养活五、六口之家司空见惯，个人困难不准借用公款，借互助储金也有限额，不少职工向私人借款，小债缠身。为解除职工后顾之忧，1957年春季，由行政福利费出资，在救急不救穷的正常困难补助之外，经工会反复调查核实，代职工直接向债主或互助储金会归还债款，从没有发生弄虚作假现象。当年我虽为单身，但老家家累较重，每月37.1元工资，自己的一应开支如伙食费、日用品、团费、工会费、理发洗澡、捐款救灾、积攒年关回家路费等只能安排12.1元，遇额外支出，也有欠债，公家代我归还私人债款25元。
工会操办职工结婚场面不小，花钱很少，多是借节假日职工联欢大会举行集体婚礼，也有个别举行而邀众多职工参加，每对新人换一身干净的蓝布中山装，交5块钱给工会代买水果糖和一对大红花，工会主持宣读结婚证，行礼后分撒糖块即毕，没有嫁妆、傢具等开支，只有公有私用的木床。1957年以前没有新房安排，多是租住农民一小间土墙草屋，1958年结婚者可分住老伙房一间草屋，1959年开始有半间至一间平房，甚或弃用的温室工作室。这种状况延续到文革以前。文革期间未婚职工很少，在所内结婚的只有一人，依然给一间平房。我是1958年底职工元旦联欢聚餐活动中集体结婚的三家之一，共花30元互助储金借款，5元交工会，25元两人各买一条外裤，李长茂特批以两人的单身宿舍换给12平方的大半间招待所做新房，一张公用双人简易木床。这张床文革前随全所家具作价处理以4元价格归个人，直到1999年被淘汰，整整使用40年。
团支部是党支部的助手，那时职工中青年居多，除组织事务专门召开团小组或支部会以外，文体、社会活动和政治学习大都吸收团外青年参加，包括义务劳动、技术革新、建青年苗圃等。1957年我被选为团支委，1958年任团支部书记，初夏组织以颜世珍为骨干的技术革新小组，将麦场上滑动拉拽的古传拉网，安装双轮双铧犁轱辘，变为滚动拉拽，虽没有复杂的技术含量，却大大减轻了拉麦草的劳动强度，一直沿用到八十年代初期使用自走式收割机在田间自动粉碎麦草为止。
1956年冬季，为方便耕地管理，并为扩大试验田提供后备土地，经省农林厅批准，拟将东店子繁殖场与总场附近贺村乡农田交换，使试验场与繁殖场连成一片。1956年实行高级农业合作化，土地从农民私人所有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处置权归贺村乡炽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铜山县政府协调，因东店子土地偏远，贺村合作社土地又较多，人均3亩左右，他们宁愿卖地而不愿换地，最后以每亩人民币110元价格购进东贺村700亩农田，总场与分场土地总面积达到1900余亩顶峰规模。
从解放初期开始至1965年，每年冬季都在职工中评选一次先进。开始几年只在工人中评选生产模范，1956年起，改在干部中评选先进工作者，在工人中评选先进生产者。以荣誉奖状为主，物质奖励为辅，象征性的物质奖励因年而异，有钢笔、笔记本、茶缸、脸盆、毛巾、绒衣等，1956年发过一次奖金，一二三等先进者每人奖金依次为15元、10元和5元，我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在反右和大跃进以后的评比中，取消物质奖励，只颁发奖状，偶而发一本纪念册（日记本），每次一等先进也都有我一份。
1957年正式开始“旱改水”试验。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初级农业合作社普遍建立，徐州地区提出推行低产作物改种高产作物、旱作物改种水稻、两年三熟耕作制度改为一年两熟的农业生产改制任务。试验站当时没有灌溉条件，用试种陆稻的方法探索稻作经验，同时停止低产作物高粱的研究，增加高产作物甘薯、玉米栽培试验以及适应两熟制的夏玉米育种研究。1956年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旱改水、低改高、单改双”的改制要求更加迫切，1957年从农林厅调来留日水稻专家冯明吴组建水稻专业，在东店子分场利用汛期挖塘积水和开沟引水进行水稻试验，为徐州地区旱改水打前站。徐州工人不会栽水稻，派颜世先到吴县、金坛、泰兴稻区商调和新招13名工人。冬季，全体职工在东店子开挖河道（这条河道使用50年，2006年建宿舍时改为下水道），修建灌渠，第二年栽植132.6亩水稻生产示范田，实现稻麦两熟，为徐州地区旱改水树立了典范。经过两年旱改水的成功试验示范，试验站1958年冬季被评为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派水稻生产队队长项俊书赴京出席全国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毛主席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项妻刘新菊是哑巴，逢人即翘起大拇指，宣传他丈夫见到了毛主席，他家至今还存有大会颁发的纪念册（日记本）。
1957年4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召党团员带头展开提意见竞赛，每人至少要向领导提10条以上的意见。为消除顾虑，一改党团骨干任学习组长的传统，由群众自选党外人士或一般干部主持学习组，要求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们平时对党组织和领导人的看法和意见，在大鸣大放中表露无遗，也出现了一些极端言论。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派运动，对极端言论开展大批判。
10月15日中央提出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3、反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分裂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5、反对基层单位党组织的领导；6、为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凡符合其中一条即可划为右派。在整风阶段向党提过意见的人对照这6条，无不战战兢兢，生怕沾上右派的边，特别是第五条极易挂钩。我因团干部带头响应号召，挖空心思提过十几条意见，把站内一些不良现象挂到党支部书记兼站长李长茂的官僚主义账上，也有过惊恐。所幸内部掌握划定右派分子的比例占职工总数3%左右，仅重点批判了5个人，其他人这才放心。
批判高潮中，我去农业部干校第二期测报班学习一个多月，没有全程参加批判。1958年春季反右结束，地委反右领导小组批定3个右派分子。一是金伟辉，他看到报纸上登载葛佩琦一段话：“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金伟辉当众举双手赞成，符合第三条标准。二是史晋书，他以农村灾年爬树摘树叶为食时说：“现在社会主义不是楼上楼下，而是树上树下（摘树叶）”，与第一条标准挂上钩。三是倪慧生，讲“美国钢铁产量比苏联多，打起仗来保不准谁能胜”，可与第四条标准相联系，党支部念其素来有口无心，上报为中右分子，属人民内部矛盾，地委审批时认为试验站右派分子比例偏少，他够得上“反苏”条件，故批复为右派分子。徐州农校与试验站同属农口，我一个熟人许筠苍被上报为右派，地委反而批定为中右分子，原因是农校教职工右派较多，超过3%。金伟辉定为“极右派”，送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史晋书、倪慧生为一般右派，留本场监督劳动。另有秘书股学习组长王书章，叫金伟辉在小组会上不要有顾虑，大胆放开讲，因而有支持鼓励之嫌，经上级审批，被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经作植保联合学习组长吴雁序平时谨小慎微，但在鸣放气氛中对史晋书、倪慧生的言论有共鸣，慑于批判压力，严冬腊月投井自杀。全场职工四处找寻，终被蒋仁成在院外试验地水井中发现，群起将他救上来以后，把他的未婚妻拾景璜接来，用知错改错的政治要求和家人的思念情怀，开导他放下包袱，深刻检查，党支部没有上报给他做任何政治结论。
在反右与科研生产两不误的要求下，科研活动照常进行。经过反右运动，职工响应党的号召成为自动表现，党叫干啥就干啥，紧跟形势，不图任何个人追求。为了避免沾上小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名声，一连好几年没有科技人员发表文章。1958年，小麦秆锈病大发生，我整理一份调查报告，送副站长李元泉审查修改后上报，他认为报告内容对小麦推广品种的选择、育种配组或有裨益，建议我署名发表，我则建议由他署名发表，互相推让，结果没有投稿。
省水利厅于1957年将徐州灌溉试验站从铜山大吴迁入徐州农业试验站，联合进行农作物灌溉试验，组织管理视为一家，关系紧密。1962年迁往沛县敬安，1977年又迁回东贺村，1985年再迁往两山口。
1958年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展大跃进，普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称此为三面红旗。秋季，摆擂台搞超高产卫星田和全民炼钢铁，小麦卫星田因增施土杂肥使田面抬高40公分，每亩播种量达百斤以上，第二年春季不得不疏苗，最后亩产还不跟普通麦田。篮球场建满土炉群，派文书房益三外出参加土高炉炼铁技术培训，成为炼铁技术员，指导职工三班倒轮流炼钢铁。晚上和中午经常组织职工参加大兵团加班劳动，以“跃进”作为加班的代名词，一直沿用到改革开放初期。
1958年进行肃反补课，8人受审查，1人被逮捕劳改，3人被劳动教养，两人被开除回家，1人维持1956年省级机关结论，1名工人被查出是逃亡地主分子，1959年遣送原籍管制劳动。其中有3人文革后复查平反。植保组原由霍銮辉负责的玉米螟、金龟子等虫害研究课题，交给我兼职承担，1960年以后，我转以虫害研究为主，兼管测报，测报业务逐步移交给徐本成和黄佩璋。
1958年底，原属农业部的华东农科所改为江苏省领导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原建在地区的省属农业试验站改为当地专员公署领导的专区农科所，科研管理从省农林厅和扬州综合试验站划交江苏分院，形成以专区为主的省、地双重领导体制。这一调整使地区农科机构的行政和业务管理发生两大变化，一是科研工作在江苏分院直接统领下更加专业化，二是行政、政务、人事、经费管理归地委、专署直接领导，与当地生产联接更加紧密。
1959年1月，经徐州地委批准，徐州所升格为二级局，所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辖干部支部、工人支部和店子支部，李长茂任所长兼总支书记，李元泉任副所长，专业设置改为作物、土肥、植保三个研究组，大力提倡干部参加劳动，行政干部轮流脱产到生产队劳动，技术干部每人一本劳动手册，一年必须参加有生产队记录的30天以上“劳动日”，谁都不能例外，谁也不敢舞弊。另有6人下放到有关县的人民公社劳动。那几年，夏收脱粒人力不足，我几次连续劳动两天一夜，国家级突贡专家张柱汉当年戏称我是“不知疲倦的人”。
1959年开始，国家和省级科研机构派出人员与地区基层科研单位和农村实行三结合，广泛开启上下合作的科研模式。经常来徐合作的上级单位有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植保所、江苏分院等。作物所小麦育种专家王恒立等二人驻徐几年，直接参加徐州小麦育种工作和试验地劳动。小麦育种程序更加规范化，杂交亲本配组更加科学化，为后来育成一大批徐州系列小麦新品种奠定了基础。江苏分院组成实力雄厚的徐州工作组，汪宗立、苏毓启等帮助徐州所开辟农业植物生理实验，赵守仁长期与土肥组联合搞花碱土改良示范基地，钱永庆与植保组共同研究玉米螟赤眼蜂的利用，中农院植保所在玉米螟发生规律和锈病防治试验示范项目中也与徐州有协作，对提高徐州所相关专业的科研水平发挥很大促进作用。
这几年，我承担玉米螟和金龟子的研究课题和病虫测报双重任务，从1956年开始研究玉米螟发生规律，1957年起与中农院植保所建立协作交流关系，1959年开始与江苏分院植保所合作进行玉米螟赤眼蜂繁殖和放蜂试验，均为形成新的防治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金龟子幼虫（蛴螬）是徐州地区主要地下害虫，不同虫种生活规律迥异，1956年开始做测报调查，1957年霍銮辉立题研究，1958年转我接手，查清当地主要金龟子种类及其生物学特性，提出与当地耕作制度相结合的土壤药剂处理控制措施。害虫测报技术也做了一些改进并在同行中推荐使用，例如苗期棉蚜用反光镜计数代替翻转棉叶查数，用漂检法取代击落法统计两种麦蜘蛛，均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风雨无阻、整夜分小时记录黑光灯下不同时间活动的昆虫种类和性别差异，为了解不同类群趋光昆虫的活动规律和分析以往一些地区采用上半夜诱测资料的局限性提供了客观依据。
1959年9月，为探索人民公社管理方式的再发展和快速提高生产力的新模式，中共徐州地委决定实行“所带场”体制，搞集体农场试验，将郊区贺村大队划为徐州农科所“贺村农场”，徐州所全民所有制与贺村农场集体所有制并存，各自独立核算。调来梁明山、绳兆云分任贺村农场总支书记和场长。所党总支扩建为党委，增辖贺村农场党总支，调来吴泰任党委书记，李长茂任副书记。随后建立共青团农科所团委，任命我为团委副书记主持工作。一年以后，调来郭辉任专职团委书记。
农科所派出7人技术组驻贺村农场，张俊武兼任技术副场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试验，帮助建立拖拉机站、电灌站、灌溉渠系、果园、烤烟炕房以及9个副业生产厂队。农田按沟渠路高标准规划，耕作基本实现机械化,电力排灌面积达到四分之一，旱粮大面积改种水稻、烟叶、棉花等特种经济作物。其他科技人员不定期到贺村农场作技术指导，我曾多次到现场帮他们防治病虫害，又作为团委干部去农场团总支处理团内事务，因而与农场干群和青年有较多交往，一度在第九生产队集体食堂吃过大锅饭，也在使用两用机防治稻虫时在田头吃过小灶面条。经过干群短短两年半的辛苦努力，至1961年底，贺村农场粮食作物亩产提高一成以上，大家畜增加11.1%，猪增加2.15倍，羊增加22.4倍。为解决所内劳力不足的困难，贺村农场派出100名“支援工”，参加所内生产和试验劳动，所内开工资，体现了所场一家的亲密关系。
根据中共徐州地委要求，1959年兴办农业红专学校，半工半读，面向全专区培养农村社队技术员。贺村农场划出11亩地建校舍，李长茂所长兼任校长，相关专业科技人员兼职授课。共办两期，第一期一年，分杂粮、棉花、水稻三系，学员共91人；第二期4个半月，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两班，学员共126人。1961年初停办，校舍改作所内职工宿舍，校址土地由农科所出资退赔。
1959年冬，党内学习反右倾文件，对右倾思想言论开展批判，主要批判对象是传播萧县大跃进中饿死人的萧县籍党员，萧县籍党外干部也忧心忡忡，怕跟着被批判，后来没有向党外扩大。
1960年又一次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贪污是主要内容。运动期间，接受解放初期“三反”运动的经验教训，把查账作为主要依据，也组织检举揭发和坦白交待。涉及面虽广，查出的问题很少，账面上超过“贪污分子标准200元”的只有事务长一人，他有时卖馍、菜票只有饭票周转，没有现金收入。仓库管理员自己交代卖仓库物资不入账总额超过200元，分场管理员被检举偷卖苘麻等农产品超过200元，这3人被定为贪污分子。事务长和仓库管理员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分场管理员被开除回家，后因他家乡无法安排，改为开除留场察看。账上还查出机务队长用自家闹钟发票报销13.5元，事务员错签马车挽具发票多报34元，出纳错账未结挂欠61元，这3人均认错退款，机务队长自感有失体面，自己要求调回广西老家。另有几十名干部因多报出差误餐补助费而退赔。其实这并非舞弊多报，原规定从所内出发到目的地机关途中的误餐补助，早餐0.24元，中晚餐各0.48元，后为计算简便起见，规定去南京单程统予补助1.2元。坐镇领导运动的地委农工部副部长历席卿要求严格以车票上下车时间为准重新查算，上车前和下车后均不作在途计算，所有去南京出过差的人员，没有不退赔的，出差越多，退赔越多，最少的十几元，最多的是所长李长茂125元，我也退交20多元。
在自然灾害和浮夸风的双重影响下，1959年开始，国家发生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政府在各方面采取紧缩政策。1960年，为了省下猪肉偿还苏联债务，上级号召年内不吃猪肉，夏收夏种期间，劳动强度大，所内按惯例杀了一头猪慰劳职工，正巧地委工作组在贺村农场蹲点，得知后派历席卿副部长坐镇查处，他批评说，毛主席都带头不吃肉，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吴泰书记在职工大会作公开检查，猪肉被腌制封存，直至春节解禁后才作为年关福利分售给职工。同年，专署粮食局怀疑所内私自动用自产粮增加职工口粮，与农业局联合派检查组前来清仓查库，没有查出问题，但发现职工口粮是农场标准，决定改为工商职工标准，工人从每月45斤降至35斤，职员从35斤降至28斤，再扣减1斤救灾粮，实际为27斤。降幅这么大，不少大肚汉发生浮肿病，为此，党委发动组队利用十边隙地集体种植甘薯、南瓜、蔬菜等副食品，实行“瓜菜代”。商品粮有20-30%是粗粮，畜牧场饲料却耗用不少自产小麦，为改善职工口粮结构，所内向粮食局申请按口粮定量标准以自产粮取代商品粮，把口粮中的粗粮调济作牲畜饲料，幸获同意。这种供应方式持续了25年，直到1986年科技体制改革压减事业费，自产种子销售收入成为经费补充来源，职工和家属口粮每年消耗20万斤种子，严重影响经济收入，也是良种的很大浪费，因此多次向粮食局申请恢复商品粮供应，结局均以供应总指标紧张为由而打回，直到我迳找市政府许仲琳市长亲自协调，方获解决。
国家经济困难带给群众生活的影响不仅仅是口粮，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鸡鱼肉蛋，蔬果豆腐，布煤油糖，烟酒糕点，甚至火柴、肥皂等，无不凭票供应，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高档工业品更受内部控制，“开后门”的新名词逐渐流传起来。1961年我出差赣榆县黑林山区采集油松毛虫作赤眼蜂繁殖寄主，搞得一身茧毛，到供销社门市部买肥皂，因没有当地肥皂票无法购买，营业员帮我出主意说：“你可从后门进去找经理”。我用工作证作证明，说明缘由，经理同意了，使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开后门”的含义。当时物资确实奇缺，农技员说山架上装满商品包装纸盒，大部分是空的。1955年开始发布票，一般年份，不分老少，每人每年1丈6尺，鞋袜棉线不收布票，一大家人调剂使用，没有紧张感，但六十年代初期，布票减发，最少一年只有1尺6寸，买鞋袜棉线都收布票，因而做新衣的人很少，裁缝店普遍开辟补补丁、接袖口、做假领的服务项目。有几年，不少工人不求雅观，从仓库购买日本尿素化纤包装袋做劳动裤，又省布票又省钱，裤头上醒目可见包装袋原有的大字标牌，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分布不对称。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地专机关副食品供应也严重不足，1959年东店子分场划出少量耕地交机关兴办蔬菜场，1960年一度并入东店子分场，1961年6月又划出158亩土地单独经营，并开设粉条加工厂，1963年7月停办，土地和厂房退交农科所。
1960年在所内合建徐州专区暨铜山县病虫测报站，铜山县农业局派植保干部两人、专区植保站派两人、所内两人专职参加，开始由我兼管，1964年以后由马洪良负责，1969年结束。
1961年秋，阿尔巴尼亚土肥专家来所考察。这是解放后第二次接待外宾来访。第一次是1955年秋季东德大豆专家来徐考察大豆试验。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安全保卫工作由所内自己负责，内紧外松，安排几名工人党员和团委干部边劳动边放哨，不让外界察觉有外宾来访，我参加了这次保卫工作。
大跃进几年，浮夸风固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但农业改制和农业科研仍有相当发展。第一，徐州地区耕作制度轰轰烈烈的全面变革从这时开始。在1957年农试站先行旱改水试验的基础上，徐州地区1958年全面启动“旱改水、单改双、低改高”的改制步伐。试验站科研立题着眼于适应两熟制的品种和栽培需求，扩大水旱两熟项目，增列旱作两熟夏玉米6个试验项目和7种作物的群众性生产经验总结。随着耕作改制和农田小气候的变化，病虫种类和消长规律相应改变，植保科研和测报内容逐步调整，发展到七十年代，从过去研究旱作病虫为主转为以水稻病虫为主。第二，农业科研体制从农业行政管理系列转入农业科研系列，形成以专区为主的省、地双重领导体制，对提高科研水平和服务效果有直接效应。各县（市）在大跃进中普建农科所，徐州所与之建立业务指导关系，为建立所、县农技联系渠道打下基础。第三，农科所组织规模和科研内容大扩充，虽然存在贪大求全倾向，但却成为后来调整充实的规模基础。职工扩大近一倍，从1958年102人猛增至1960年201人；行政管理从1959年一个秘书室增至1960年2科4场1站7个科级部门，有行政科、人事科、农业试验场、店子分场、畜牧场、机务站和贺村农场；专业设置从1959年三个研究组增至1960年10个专业，设杂粮、水稻、经作、油料、植保5系，土肥、牧医、园艺3组，计划情报、原子能利用2室，并设立专职图书资料室。1960年增加油菜、烟草、果树、绿肥利用、花碱土改良、牧医、同位素与超声波利用等研究项目，过去放弃的高粱、谷子项目重又研究。各种作物以大面积丰产为主，以低产变高产为重点，到群众中总结高产规律，创造高额丰产纪录。1961年，贯彻“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和“持续大跃进”的要求，开展11种作物大面积平衡增产技术研究，加速良种利用，树立低产变高产示范。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研究室、试验场、农村基点三结合，研究、示范、推广三结合，选用8名工人到研究组参加技术工作；大量增加栽培研究课题，对小麦、水稻、甘薯、玉米、高粱、谷子、大豆、花生、油菜、棉花、烟草等11种作物，开展大面积平衡增产技术研究；与江苏分院徐州工作组结合，设立敬安、双沟、洪庄及贺村农场4个低产改高产基点，调研低产改造途径，加速良种利用，树立低产变高产示范。
这一期间，基础设施有所改善。1956年配1台固定式谷物脱粒机，实现小麦脱粒机械化。建植保实验室115.5平方米，建第一批平房宿舍3幢30户共840平方米，每户28平方米。1957年建山芋大屋窖100平方米。1959年建抗旱试验网室200平方米，1962年用其一半改建甘薯杂交试验用的暗室。
六十年代的调整充实
因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中某些失误带来的负效果，国家出现了1959-1961年全局性经济困难，中共中央1961年贯彻“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国民经济工作方针，7月19日批示下发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这是徐州所走向高层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一是精兵简政，缩短战线，合理调整机构设置和科技人员结构，建成规范化、规模化科研框架；二是把“出成果、出人才、为农业生产服务”作为农业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压减非专业活动，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工作时间，浓化学术气氛，建立以科研为中心的新秩序；三是加强知识分子工作，营造又有统一意志、又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61年初，停办农业红专学校。1962年9月，贺村农场恢复大队建制划出农科所。1962-1963年撤销各县农科所，另建隶属江苏分院、徐州所代管的丰县、东海县、铜山县（花碱土改良）三个农业试验站。1963年，党委会降格为党总支，原党委书记吴泰调出，李长茂兼任党总支书记，曲广亭任副书记，辖所内原来的三个党支部。团委相应改为团总支，原团委书记郭辉调出，组织干事周恕贞任团总支书记，我任副书记。
1962年，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方针指导下，所内机构和职工队伍精简浓缩，行政机构减为总务股和农管股，下放一部分职工和家属。共下放33名干部，占干部总数40%，其中多数为1958年以后毕业的中专以下学历干部，回原籍当农民或根据自愿留在所内当工人，少数不适应农业科研工作的本专科及老中专人员调往外单位或县社基层工作，有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下放回上海，因户口不能入籍又回所。下放20名工人回原籍，其中18人是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1人1957年进场，表现不好，再1个老工人1950年来自市郊，本不属下放之列，在当时“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颗葱”的流言影响下，他羡慕自由市场菜价高，回郊区可增加收入，不听劝阻，坚持要求下放，没有多久，自由市场被取缔，想回也回不来了。三结合到研究组的8名工人返回生产队，10多个1958年以后“农转非”的家属下放回农村。新调进一批大学学历干部，又加省薯类研究所撤并来徐，全所干部结构从过去以中专学历为主变为以大学学历为主。经过大调整，职工总数从1960年201人减至182人。1964年，原下放当农民、工人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又经地委组织部批准恢复干部身份，调往青海、新疆支边。
专业设置大紧缩，从原10个专业组减为1963年小麦（含水稻）、经作（含棉花、油料、杂粮）、甘薯、土肥、植保5个研究组。课题总数从1961年58项减为1963年33项，研究作物重点从原来以小麦、大豆为主改为以小麦、甘薯为主，课题从育种为主改为育种、栽培并重。小麦、甘薯新品种选育，小麦大面积丰产栽培体系和花碱土改良利用列为全所四大重点课题。适量安排大豆、花生、棉花育种和水稻、绿肥、植保项目，收缩小杂粮课题，取消园艺、畜牧、农机、农业物理等研究内容。研究课题突出高产要求，实行内外结合，建设农村高产样板和治碱改土样板，指导群众开展农村科学实验运动，组织四项综合性大面积丰产技术示范，小麦示范点在铜山县可恋庄大队，甘薯、棉花在铜山县佟村大队，花碱土改良在邳县占城果园。
薯类研究所撤并到徐州，是徐州甘薯专业跨步提升的起点。过去，徐州所虽是国内最早研究甘薯的单位，开始于1918年，解放以后为实现粮食自给，扭转南粮北调局面，推行低产作物改种高产作物，甘薯生产面积一度扩大到60年代初期占耕地20%以上，即便如此，甘薯科研一直没有排上所内重点项目，在全国更排不上位置。薯类所的撤并，就等于全国甘薯科研主力转移到徐州，成为后来在徐州所建立全国甘薯研究中心和挂牌中国农科院甘薯研究所的源头。
薯类研究所原是中国农科院1958年建于宿迁，1960年12月下放给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1961年春，江苏分院即作出将其迁并到徐州的打算，派于承祖等将主要品种田间试验移至徐州，1962年7月正式撤并，盛家廉等13名业务骨干和1名财务人员合并来徐，全部种质资源、育种材料、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科技档案、书架以及按人配备的办公桌椅、床铺等一并移交给徐州所。徐州所蒋仁成、郭吉彬两人带领拖拉机连续几天前往宿迁接运。随后成立山芋研究组，将甘薯列为全所研究重点，盛家廉、袁宝忠分任正副组长，分别负责育种和栽培项目，成为全所科技实力和装备条件最强的优势专业，并很快取得多项研究进展，1962年至改革开放共育成甘薯新品种15个，其中“徐薯18”于1980年、1982年先后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发明一等奖，为我国甘薯生产作出重大贡献，闻名国内外。栽培与储藏研究也取得不翻蔓栽培管理、高温催芽温床育苗、留三叶水平栽插、高温处理防治黑斑病、高温大屋窖储藏技术等多项成果，其中“高温大屋窖储藏技术”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薯类所撤并来徐，对徐州所科研素质的提高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一大批高学历、高素质科技人员的调入，优化了科技人员结构，全所科技实力和装备水平提高了档次。第二，为浓化科研和学术气氛，提高科研水平发挥了潜移默化的示范带动作用。第三，“徐薯18”的育成，既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全所增添了光辉，与棉花、花生、小麦育成的几个高奖级品种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徐州所在全国的声誉和地位。第四，奠定了文革后创立全国甘薯研究中心的工作基础，也为徐州农科所提高品位档次、改善设施环境发挥了支撑作用，形成了地方科研单位承担区域科研任务和国家专项科研任务并驾齐驱的新架构。
1961年冬季开始，知识分子的政治环境获得重大改变，全所呈现一派宽松和谐气氛。中央1961年7月批示要求：“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帮助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求和帮助他们踏踏实实做出成绩，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服务。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运用民主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改进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更好地使用他们，才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待知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年还传达了陈毅副总理等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讲话精神，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所内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切实提高，不再像前些年那样被视为资产阶级范畴的成员，列为打击对象，平等待遇得到承认，工作职责得到尊重，工作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生活福利也得到破格照顾，经地委统战部批准的统战对象如李元泉、蔡修邦、张俊武、唐世真等少数非党专家，享受稀优副食品特供待遇，由总务股凭证代购，送到家中。知识分子自身也树立主人翁意识，能够放心大胆、舒心自主地搞业务。
《科研十四条》规定了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调整研究机构，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使研究工作相对稳定；正确贯彻执行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切实保证他们的科研工作时间，政治活动为科研让路，科研活动平均每周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所内采取多种措施确保上述要求逐一落实，围绕以粮为纲、为生产服务的主线，把提高科研质量和水平放在第一位。政治和事务活动限制在周三、周五两个下午，为科研让路。对口配备试验队，切实保证科研人力需求和工作时间。组织学术报告会、读书报告会、外语学习班，推荐科技人员参加全省、全国学术讨论会，批准一批留下来的中专学历青年报考函授大学，树立炽热学风，浓化学术风气，提高科研起点，完善科研秩序，建立规范化科技档案制度，改变过去“只强调实践苦干，不注意提高理论水平和学术修养”、“只强调田间试验，不注意室内考查分析”、“只强调科研总结的内部评价，不提倡个人署名公开发表论文”等等传统弱点，全所科研生产呈现热火朝天、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知识分子有在数次政治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政治解放之感。
1961年冬季，党委书记吴泰责成团委组织青年学外语，要我具体负责。我在解放前学过两年半英语，解放后又学了一学期，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提出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仇美、鄙美、蔑美态度，英语课告停，十多年未接触，丢完了。我先组织英语班，请水利站邱克让工程师授课，后接受一些老专家建议，农业科技工作学日语可较快发挥作用。吴泰书记动员留日水稻专家冯明吴授课，1962年又请新来的甘薯专家袁宝忠接替，开始有15人参加，苦于买不到教材，只靠冯明吴一本旧课本，让大家做笔记，中农院植保所胡文绣出差来徐，又抄录她的学习班笔记作参考。日语班历时两冬，以后转为各人自修。1962年我与吴雁序冒失地写信给北京大学东方语系陈信德教授求援，获赠他自著的上下册两套新版日语教本，为表示感激，托昆虫所梁兴善回京时带赠两人配购的一袋花生米。陈教授热情洋溢地用日文回信，感谢这份珍稀礼品，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有恒必成。我在文革被关押期间，还偷偷藉日文版《毛主席语录》继续学习，初具阅读文献能力，为七十年代开展稻纵卷叶螟迁飞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资助。
1961年以前，各专业科技人员只有老专家参加为数不多的学术讨论会。1961年以后，各学会学术讨论会比较活跃，年轻人员除参加专业总结会议以外，也屡屡参加学术讨论会。我过去每年只参加省测报总结和全国玉米螟、粘虫测报总结会，或为省、地测报训练班讲课，专业学会学术活动一次也没有参加过。1961年以后，以玉米螟、粘虫、金龟子研究报告为出席条件，分别参加过1963年上海华东昆虫学术讨论会、北京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年会和1964年北京中国昆虫学会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1961年以前，个人署名发表论文存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之嫌，十多年中，只有倪慧生、吴雁序与霍銮辉和我3篇文章。1961年贯彻《科研十四条》以后，放胆署名发表文章者如雨后春笋，1962年至1966年文革以前，全所在专业杂志和各级专业学会论文集发表署名文章56篇，其中有我在《江苏农学报》《昆虫知识》《植物保护》及昆虫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的8篇。
1963年共有7人考取南京农学院函授班， 5人读农学系，1人读土肥系，我读植保系。南农当年对此抓得很认真，教材、函授、面授、作业、考试考查等都很正规，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止授课，1984年补发大专毕业证书。
1963年开始，提倡突出政治，走又红又专的道路，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袁骏贵记者所写《把青春献给农业科学事业——记青年技术员李国柱同志》的报导，介绍我参加科研工作的简况。1964年春季，全所树立我和张继友分别为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红专标兵。
在抓紧科研主线的同时，遵照省、地委以样板带动全局农业生产的决定，徐州所以大批科技力量投入农村高产样板工作。1963年秋季，先由蔡修邦带领夏善保在铜山县大黄山公社可恋庄大队搞小麦高产样板，1964—1966年扩大为大黄山、大庙、大吴三个公社15万亩综合样板（简称“三大样板”）和沛县敬安治碱改土样板，由徐州地委直接组织领导，地专各单位参加。1964年李长茂所长和老专家带队，以样板点作为新的科研阵地，专业配套，所内所外结合，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派驻样板点的科技人员占全所科技人员三分之一，1965—1966年扩大到三分之二。重点抓新品种推广和大面积综合增产技术配套示范与研究，共组织50个农村青年科技小组，推广146项成果，开展272项次试验示范，召开341次现场观摩会。另在全专区建立17个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示范联系点，组织14项增产新技术示范，形成农科所——样板队——农村社队联合繁殖良种新模式。在新品种数量极少的情况下，发动农村社队，采用稀播繁殖方法，扩大繁殖系数，加快推广速度。例如，1965年，所内向全专区每个生产（小）队赠送“徐州14号”小麦新品种5市斤，稀播1亩面积，使该品种很快在全专区普及应用，并向周边地区扩展，至1975年不完全统计，在苏、鲁、豫、皖等省区年种植面积1000万亩以上。中国农科院油料所亦派员负责“三大样板”中的两个基点队，开展以大豆为主的示范推广工作。
我驻样板点共两年多，1965年驻大吴公社潘安大队王台生产队，1966年驻大黄山公社可恋庄大队红旗新村生产队，1967年上半年驻可恋庄大队姚仓屋生产队。王台生产队土粘地洼，没有灌排条件，旱涝两忧，生产比较落后。社员穷困，土墙草房居多，我们住在一间泥笆帐草房内，每次大雨，屋外厕所的粪便就会透进来。夏季，社员普遍没有蚊帐，很多人在风口路边铺蓑衣过夜，男男女女，破衣烂衫司空见惯。全村只有低洼处一口水井，大雨后脏水淹没井口，为获得比地面污水干净一点的饮水，家家户户都用瓦罐倒着放入井底，再拉正罐口，灌满底层井水后缓慢上提，减少地表污浊浑水进罐，我们也不例外。驻队工作组6人，有公社经营管理干部2人，农科所农作物育种栽培2人，土肥、植保各1人，入队以后，开挖台田抬高田面，改作棉田，种绿肥培肥地力，非台田地块修建引水灌渠改种水稻，全面实行良种化，仅经一年，社员收入激增50%。我白天指导防治农田病虫害，晚间用敌敌畏和磷化锌帮社员驱蚊灭鼠。1966年驻可恋庄大队，该队沟渠路配套，农田高产水平已经成为徐州地区的标杆，当年任务是进一步提高农田作业规范和建成县社良种基地。
“三大样板”增产效果立竿见影，基点队过去正常年景亩产粮食100公斤左右，皮棉10公斤左右，仅经1964年一年，粮食亩产达165公斤，增产65%，比周围社队高15%；皮棉亩产40公斤，增长3倍，比周围社队高50%左右。“三大样板”经验被推荐到1965年全国第一次农村科学实验大会，李长茂所长向大会作介绍，并发表于同年第七期《科学通报》。经过2-3年努力，“三大样板”各生产大队粮食单产增加5.7—57.74％，皮棉增产4.2—187.0％，油料增产3.2—81.2％，越是低产队，增产幅度越大，基点队增产幅度远大于普及队。1966年秋季，地委把“三大综合样板”扩大为全区100个大队的“百队样板”，在大黄山公社召开“百队样板现场会”。会议受文革造反派冲击，百队样板未能实施，“三大样板”也随之告停，农科所驻点人员1967年7月全部撤回。
1964年开展学雷锋活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倡导大公无私、助人为乐、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整顿社会纪律，并开始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指示解放军报编辑毛主席语录，印发给全军学习，并向社会广泛传播，地方人员偶获语录本极感荣耀。1966年林彪署名发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经精美印刷装帧，誉为红宝书，全国人手必备，随身携带，早请示，晚回报，天天读，时时用。
社教运动分期分批进行，1966年夏季文革开始后停止。重点社教的县区和单位，由上级派驻社教工作团和基层社教工作队，取代所驻单位的领导班子，发动群众进行严厉整顿，本所曲广亭、吴学文、张承镛、周恕贞、颜振德等先后脱产参加铜山、新沂、邳县社教工作队。农科所属于面上的社教单位，没有外来社教队，每年冬闲季节，参照社教要求，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的“温水洗澡”，日常工作仍以自然科学工作14条为规范，科研工作第一，科技人员为重，围绕以粮为纲、为生产服务和提高科研质量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这几年，所内科研设施增添较多，1963年新建种子室、图书资料室、新挂藏室、种子晒场和3幢平房宿舍，1964年全国小麦锈病大发生，周总理指示加强防治小麦锈病的研究工作，1965年农业部投资援建小麦锈病专用温室340平方米（附设水塔），投资建甘薯高温防治黑斑病储藏库180平方米。
1956年以前，房亭河河道平时干涸，只作雨季过洪，1957年疏浚后在低洼河段夏季可提供灌溉水源。东贺村场区位于房亭河南侧，地势较高，非雨时段水体较浅，灌溉仍不能常态化。1965年，地区水利部门在场区北侧至大运河之间开挖一条荆山引河，引入运河水，保持房亭河充足的灌溉水源，所内随之建成电灌站和沟渠路配套的灌排渠系，为实现全场旱田灌溉和水旱轮作创造了条件。1970~1972年及1981~1982年房亭河又进行大规模拓浚，此后水流常年不断，灌排渠系至今仍在使用。
1965年由团总支发动，组织团员、青年职工，连续五、六天，利用夜晚义务劳动，在院内填平一段沟坑，形成小广场，供室外开会和放映电影等大型活动使用。不少中年以上职工也自动参加。
这一期间，科研工作引进一些新方法、新材料，如甘薯规模化诱导开花杂交育种、小麦、甘薯新亲本材料、粘虫迁飞高空探测和染色标放回收技术等。全所学风盛了，学术气氛浓了，科研成果增加了，通过选育和引进鉴定，肯定17个可以推广的作物新品种，包括小麦品种7个（徐州1、3、4、6、8、14号及济南2号）、棉花两个（徐州1818、1214）、甘薯3个（群力1号、群力2号、新大紫、）、高粱3个、大豆两个。还取得一批优良新品系和栽培、土肥、植保多项有影响的成果，如“阿夫”小麦千斤栽培技术、绿肥引种推广、甘薯大屋窖贮藏技术、甘薯薄膜育苗、高温火炕防治甘薯黑斑病、小麦锈病、粘虫、玉米螟、蝼蛄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等。徐州209棉花新品种1965年获国家发明奖。
我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粘虫和蝼蛄。粘虫是徐州小麦、谷子的成灾性害虫，1954年大发生，防治被动，损失惨重，新沂县县长曾为此向农业部检查组作检讨。过去，各地一直视其为本地虫源。徐州的调查研究从1956年4月搞测报开始，诱蛾资料在文革中都未间断，延续到1987年7月，历时31年，为全国最长。1959年以后，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和中科院昆虫所推断它可能是季节性远距离迁飞性害虫，徐州是南北往返迁飞接力区。1961-1965年，昆虫所选择徐州所作为研究基地，建立粘虫迁飞规律研究的长期协作。中科院院士马世俊所长亲临安排，派梁兴善常驻，另有四、五人阶段性来徐，在发生消长规律、迁飞特性、高空蛾群迁移动态的探照灯观测、标放回收、异地测报信息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1962年5月28日至6月5日，同时在徐州（蓝色）、郯城（红色）标放20万头染色蛾，1963年5月30日至6月14日同时在徐州（蓝色）、临沂（红色）标放55.7万头染色蛾，1963年6月13～26日在辽宁、吉林6地回收6头，其中徐州到吉林梨树的1头蓝色蛾飞行直线距离1100千米，加上其它标放回收结果，证实粘虫季节性南北往返迁飞的正确性，所内研究结果1975年在昆虫学报发表。1975～1980年农业部将褐稻虱、粘虫、稻纵卷叶螟的迁飞规律研究列为国家科委重点项目，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再度主持全国粘虫迁飞研究协作，徐州所参加主持稻纵卷叶螟课题，同时参加粘虫协作。
蝼蛄是徐州地区分布最广、为害期最长、经常造成严重损失的地下害虫，1961年在220万亩地下害虫为害面积中，蝼蛄占80％，一般为害缺苗5～20％，重者50％，甚至耖种。1963～1966年进行生活史和防治技术研究，陈学礼负责生活史观察，我负责防治试验，文革告停。1964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在徐州拍摄《防治蝼蛄》科教片，我任技术指导，陈学礼也做了不少工作，制片厂给了50元稿费，全部交给工会作职工福利。
（作者193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53年参加工作，曾任徐州市农科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共十二大代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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